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夏季高峰会上,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成为企业家热议的话题。在文旅论坛“才情江西的未来——景德镇往事”上,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刘子力介绍了景德镇的文旅项目“陶溪川”,正是得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支持。
在本次论坛上,国开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左坤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
NBD:国开金融的投资项目有什么标准?
左坤:国开金融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我们是一个做股权投资的平台,到明年正好成立10年了。2008年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时候,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开金融,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中国银行体系里面唯一的一家投资公司。
在某种程度上,国开金融肩负着一个金融改革探索的使命,就是说银行能不能办好投资公司,而且这个投资的功能能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银行自身的发展。
国开金融成立近10年来投资了不少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形成了五大业务板块,分别是:城镇开发、产业投资、海外投资、基金投资和集成电路,每个板块都有完全不同的行业特点和市场运作的方法。总的来讲,国开金融选择项目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战略必要性。就是看这个项目是不是符合国家的战略要求,符不符合国开行的政策目标。二是财务可行性。就是看这个项目是不是能够很好地控制风险、实现合理的投资收益,避免造成未来的财务损失。
NBD:对于投资,首要的是防范风险,国开金融有哪些防范风险的措施和手段?
左坤:经过10年的发展,国开金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风险防范经验,我们的风险控制和经营业绩是非常不错的。我的体会是,防范风险最关键的环节还是要有很好的专业判断能力、把项目选好。这里面涉及的因素很多,因为每个项目所属的行业、地域、运作方式都有很大差异,投资团队需要做因地制宜的判断,包括项目的合作方、企业的创始人、操盘团队的能力等,需要做非常复杂的全方位的评估。
NBD:国开金融投资的板块和领域是多元化的,对于现在很热的文化旅游板块,国开金融有没有关注和投资?
左坤:文旅这个板块一直是国开金融的重点关注领域,过去10年我们在全国已经投资了一批文旅项目,而且现在也正在不断地扩大文旅项目的数量和种类。现在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文旅产业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方向,因为它是满足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娱乐休闲、精神层面的巨大需求。每年都有很多国人出国旅游,大家普遍感觉中国的文化旅游设施和服务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好山好水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如果能够把文旅设施建设好、运营好,吸引更多的老百姓在国内旅游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文旅产业的发展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基于国开金融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当前从事文旅产业的企业面临很多困难,需要跨越“三座大山”:一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能不能得到很好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规划、土地,以及在旅游资源方面的充分授权。二是金融机构的支持,是不是能够得到长期、大额的资金支持。对文化旅游行业来讲,融资期限其实比融资成本更重要,一定要靠长期资金,因为文旅设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培育、孵化甚至试错,从项目建设到具备人气、再到商业价值提升,往往需要10年、15年,甚至20年,如果你只能拿到短期的商业贷款,不仅项目很难做成、做好,而且将面临巨大的现金流断裂风险。目前,在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中,能够像国开行这样提供10年、15年期贷款的金融机构是不多的。融资的短期化不利于高品质的城镇化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三是文旅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因为搞文化旅游挣的是辛苦钱,需要弯下腰来,去创意,去运营,要做好很不容易。现在很多开发商转型搞文旅,愿望、理念都好,但知易行难,能够做出高品质产品的不多。要让中国的文旅企业达到世界水平,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NBD:我们了解到,国开金融提出过一个“乡村振兴”的概念,能介绍一下国开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一些模式和经验吗?
左坤:是的。国开金融在3年多前,大约是2015年下半年,研究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的模式,全名叫“以市民农庄为抓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心血来潮、凭白空想出来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近7年的城镇化开发实践,无论是大规模的城市新区还是小而美的特色小镇,都涉及农民的拆迁安置和农村土地的整理,所以我们关注研究乡村已经很久了,我们一直在思考乡村怎么办,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国开行、国开金融虽然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但我们毕竟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慈善基金,钱投出去是一定要回收的,不能够形成损失,所以一定要有商业模式。
在乡村建设商业模式的酝酿过程中,我们有个深刻体会,就是如果只是在农民、农业的范围内去设计,难度很大。因为农民收入不高、农业的利润很薄,如果要支撑比肩发达国家的、高品质乡村建设的成本,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钱谁来出呢?现在全国的乡村建设多数是靠政府投入,但政府一方面负债率比较高,很难拿出更多的钱搞乡村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在机制和效率上也有很大短板,必须要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这就离不开商业模式。
最终,我们把乡村建设商业模式的支点,放在了“市民下乡”上。我们发现,日益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对高品质田园乡村生活的需求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国开金融能够带着那些有理想和情怀、有资本实力的企业下乡,在政府的支持下,不再采取传统的城市拆迁、让农民离开的方法,而是跟农民合作,让农民也成为股东,我们帮助农民来经营乡村,把乡村重新规划布局,通过前期的大投入,把农民安置好、把乡村的生态环境和配套服务设施打造好,基本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乡村水平,然后吸引市民下乡,通过市民的投资消费,回收乡村建设的成本,并带动乡村的长期发展。我们坚信,这个商业逻辑是成立的。
在我们看来,市民下乡有三重重大价值:第一,是短期的经济价值,即市民的投资消费在短期内有助于快速解决乡村建设的大额成本问题;第二,是中期的民生价值,即市民下乡后将产生巨大的生产和生活服务需求,在中长期内能够解决农民的持续就业问题;第三,是长期的社会价值,从长远看这将是最重要的价值因素,即市民下乡将为乡村注入强大的市民知识阶层,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务员,以及各类企业主、艺术家、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从而改变乡村老幼相守、缺乏知识分子的人口结构,构建强有力的乡贤阶层,并借助下乡市民的资金技术和文化素养,带动乡村发展和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加速乡村以文化为支撑的全面复兴。
国开金融这个模式3年前提出来之后,就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批准我们开展全国试点。去年十九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们这个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欢迎,目前这个试点正在加速推进。
NBD:“乡村振兴”的理念和想法挺好,但“乡村振兴”中的金融供给如何保障?
左坤:十九大以后,金融业对乡村振兴是高度关注的,我了解很多金融机构都在研究怎么参与支持。但客观地说,当前还面临不少困难,关键就在于乡村振兴缺少商业模式,愿意下乡搞乡村建设的企业不多,金融机构面临资金放不出去的问题。如果国开金融的市民农庄试点能够探索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商业模式,这对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将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当然,即便是我们的市民农庄模式试点成功,金融机构在参与提供贷款支持的时候,也要做出很多的创新安排,不能照搬传统的贷款模式。比如,在期限上,就要尽可能地长一些,因为乡村的文化旅游、养生健康等产业设施需要培育。在抵押担保上,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估值标准和准入门槛要适当减低,以前金融机构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抵押基本是不接受的,因为商业价值不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统一思想、完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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